在1977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良渚古城遺址」墓地中，考古學者蘇秉琦（1907年－1977年）發現了用作祭天禮器的「玉琮」和軍器的「玉鉞」被用於同一位死者的陪葬品。蘇氏推測，這反映了這個相當於五帝顓頊（粵音：專郁）時代的軍事領袖，已同時獲得了與「天」溝通的權力。[1] 在《尚書‧呂刑》與《山海經‧大荒西經》等經典所載的「絕地天通」，大概指在黃帝時期「民」與「神」自由交通，漸漸因為神與人的過度交接形成混亂。在帝嚳顓頊主政後，為了重整秩序「天人」之間的秩序，安排「重」以主理「天」的事宜，「黎」則掌管「地」上的人類。「神」和「人」不經過「重」和「黎」許可，不能自由溝通。於是，「重」和「黎」自此「掌天地四時，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絶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2] 但這個故事在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年間的楚昭王（約前523年－前489年）已被視之為神話。在《國語‧楚語下》中，楚昭王就詢問具巫師身份的大夫觀射父（？ — ？）在「絕地天通」以前，所謂的天人互動是否指「人」能登天呢？
觀射父對始給予了一個「理性」解釋，認為「古者民神不雜」的意思是當時的社會的精英可以各自成為巫者，他們有能力使「明神降之」。但到了顓頊，大量的巫者各自降神，出現了大量不同的祭祀（蒸享無度），既令神明「無有嚴威」，亦能當時人世混亂，於是乃有聖王顓頊安排「重」和「黎」壟斷降神的巫術。觀射父在回答的最後，亦論及了被王權壟斷的天人交流，卻在當時「遭世之亂」，再沒有王者可以控制神和人的交通。現代歷史家對此神話的解釋亦類同於觀射父的觀點：當首個「普世之王」（universal king）（亦即後世所稱之「天子」）登上歷史舞台後，政治的絕對權威需要以「天」與「神明」賦予的合法化。顓頊依賴「重」和「黎」分別司理「天」和「地」的事宜，事實上剝奪了沒有政治力量的普通巫師和神明交通的機會。在這一意義下，顓頊的政權建立了與「天」直接交通的專屬管道，正如「良渚古城遺址」墓地的考古結果所澄現，軍事力量與祭天的權力由此結合。[3]
從文獻的閱讀，學者亦留意到黃河流域的原始社會演化出的虞夏與殷商，「王者」確實將祖先崇拜與鬼神信仰視之為國家重要的活動。《尚書‧五子之歌》對夏君太康（？－？）批評的「覆宗絕祀」，就是指太康忽略了國家祭祀；而從殷商所留下的大量卜辭，當時的神靈觀念更為系統化，大抵可以分為「天神」、「地示」與「人鬼」三類。[4] 當中又發展出擁有帝廷及臣下的最高神「上帝」，殷人的祖宗「先王」、「先公」則負責轉達「天子」代表的人間的請求。傳說中顓頊時代「絕地天通」觀念在此體現於殷商之王作為「上帝」陪臣的子孫，成為了天人交通的主要媒介（巫者）。以政治觀來說，殷人的宗教無異於「君權神授」，也就是認為世俗的政治秩序由神明及神明所挑選的人來決定。然而，在公元前11世紀以來，消滅了殷商的周國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天命」、「王」與「民」之間的關係亦有所更動。根據先秦諸子曾引用〈泰誓〉的部分，周人提出了「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觀點，在「天命」的特徵上加上了「愛民」一項。[5] 與「絕地天通」神話中「天」能為王者壟斷的情況相比，周人以「天」愛護「下民」並將「民」的生活與政權的統治合法性掛勾，為「軸心時代」以後的以「德」交通「天」、「人」的思想突破提供了基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有關二十世紀黃河、長江文明流域文明形成的考古成果，參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亦參付希亮：〈中國五帝史研究綜述〉，《懷化學院學報》，2016，卷35（12），頁59–63。主要依靠文獻的歷史學者余英時也認同蘇秉琦的觀點，指出考古成果呼應了先秦典籍紀載的「絕地天通」事件。參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71–84。
[2]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周書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呂刑第二十九〉，收入《重栞宋本尚書注疏附挍勘記》（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297–2。
[3]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夏書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五子之歌第三〉，收入《重栞宋本尚書注疏附挍勘記》（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101–1。
[4] 三類神明分別包括「天神」類別的上帝、日、東母、西母、雲、風、雨、雪；「地示」類別的：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及「人鬼」類別的：先王、先公、先姍、諸子、諸母、舊臣等等。參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561。
[5] 陳來：〈西周春秋時代的宗教觀念與倫理意識〉，收入陳弱水：《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2），頁95–145。必須一提的是，〈泰誓〉出於《古文尚書》，故有一定程度的真偽問題。然而，陳來所引用的部分均已在《國語‧周語》及《孟子‧萬章》被引用，故起碼證明了相關思想已為周人所接受。有關經典真偽問題，可參史振卿 ：〈清儒對《泰誓》考辨的學術價值〉，《文藝評論》﹐2013，第6期，頁104–106；胡治洪：〈《尚書》真偽問題之由來與重辨〉，《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卷40，第1期，頁112–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