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Karl Theodor Jaspers稱為重新定義了天人感應的知識人為「哲學家」，但抽象的哲學討論並不是普及的知識與文化潮流。除了傳統的官巫與民間活躍的通靈者外，促成軸心突破的思想家亦保留了不少將人格化「天」的傳統信仰。墨子就曾提到「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墨子‧天志上》）雖則墨子以「愛人」作為「敬天」之媒介，但是他卻沒有否定先代聖王以祭祀儀式。事實上，祭天與祭祀上帝並沒有在日後的帝制中國政治旁落。在秦始皇（前259 － 前210）吞併六國前，各國政府均有一套對「天」的王解與奉祀儀式。[1] 對認可周初秩序的儒者來說，各國君主祭祀理當由天子奉祀的「帝」，象徵了秩序與制席崩壞。然而，作為宗教學者的我們應該留意的卻是這一種崇拜的傳承與變革，以及「天」、「帝」信仰如何普及於前帝制中國的不同層面。
在秦始皇建立龐大的帝國後，帝國政府亦嘗試了整合各國的奉祀儀式。皇帝直屬的「天子祝官」的職份、國家祭祀的對象、儀式與空間建構等等，都在1世紀前不斷演化，直至1世紀的元始儀後，天子代表國家在首都南郊祭天（郊祀）的儀式，才沿用至19世紀。秦的祭祀承前代各國，除天地以外，尚有山川、八神、諸鬼等：
⋯⋯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案：指皇帝）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史記‧封禪書》）
在此，皇帝與地方的「民」分別有不同的神明祭祀。在地方的層面，當皇帝祇會在路過當地神廟時參拜，但未有路過的話，則不歸中央政府的「祝官」所管理。直至10世紀以後，中央政府對地方宗教的參與度則會顯著提升。秦始皇時代定下的祭祀禮儀大體劉氏皇室所接受，但當中亦有修補。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帝制中國的神靈觀念，與本書開首介紹的殷商宗教分為「天神」、「地示」與「人鬼」三大系統的結構仍然類近。但至在位達五十四年的漢武帝（前156 － 前88）即位，天帝信仰就發生重大轉變。漢武帝接受了方士謬忌（？－？）的提案，認為「五帝」之上，尚有至尊神曰「太一」（亦作「泰一」）。讀者需要明暸，雖然歷史上所紀載的漢武帝「獨尊儒術」，但按儒生所作的「改正朔」（「正朔」是曆法定年定月之基礎，「改正朔」即更訂曆法）、「易服色」（即制訂新的服飾制度）並不是漢武帝唯一的禮法／宗教改革。在有漢一代，祠官、儒生與方士分別仍然在祭祀擔任了不同角色。
[1] 秦國的白帝、齊國的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魯國祭天的褅禮、郊禮等等，都可以說是商周「天」、「帝」信仰的變調。田天：〈春秋戰國秦國祠祀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第1期，頁35–47；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頁1202–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