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的宗教與人類學學者如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與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等將宗教視為早期人類社會理解世界的方式。雖然此說法不盡準確，但視宗教變遷反映出世界觀的調整對我們卻有一定啟發性。正如觀射父的觀察，自「絕地天通」以來被政治權威壟斷的宗教媒介到孔子和楚昭王的年代已近於分崩離析。周天子與各邦國所設的巫官在春秋（前770年-前476年）年間因為傳統政治秩序的失效，技能普及至民間。掌握祭祀、天文、卜算、醫療（以至書寫的技能）的巫覡、宗、卜、史等，由固定服務於周廷與邦國，轉為在自由的人才市場流動。崩壞的周室促成了知識普及，史家稱為「禮崩樂壞」與「王官失守」。[1] 不同的思想家在這一段時期出現，提出了對「天人關係」與其他問題的不同理解。[2] 在Karl Theodor Jaspers（1856–1939）關於「軸心時代」的研究中，認為幾個重要文明的長期發展都建基於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一次思想突破：
⋯⋯人作為個人敢於依靠自己。中國的隱士與遊士（按：指老子、孔子、墨子等）、印度的苦行者、希臘的哲學家、以色列的先知，無論彼此的信仰、思想內容與內在稟性的差異有多大，都屬於同一類的人。人證明自己能夠在內心中與整個宇宙相照映。他從自己的生命中發現了可以將自我提升到超乎個體和世界的內在根源。（余英時譯）[3]
這一重大的思想突破令華人的宗教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孔子所啟發的儒家為例，我們就可以看到它與「巫」傳統的密切關係。[4] 在軸心突破後，諸文明大抵依循自身傳統發展，在周王朝初期形成的「天人關係」問題在周末仍然為不同「哲學家」（philosopher）所回應。從儒家的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前289年）、道家的莊子（約公元前369年－前286年）與墨家的惠施（約公元前370年－前310年）的觀點來看，「天人合一」在儒、道、墨三家分別代表了幾種不同的思想：以道德操守與「價值之源」的結合；因與「生命之源」結合而採取「無為」「放任」；因與「價值之源」及「生命之源」本為一體，而視萬物同於己身。在儒、道、墨三家的思想中，「絕地通天」神話所描繪由王者壟斷「天」、「人」交通的狀況已然打破。「天」與「人」的關係由此從新定義，而超越想像轉化對與此世俗秩序想像的影響，則以「氣」與「心」的論述反映出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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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富士：〈中國古代巫覡的社會形象與社會地位〉，收入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0），頁65–134。
[2] 據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研究所得，巫文化在上古開始就支配著連結「此世」與「彼世」的儀式系統，而「軸心突破」就可理解成巫文化對此儀式系統壟斷的終結。亦即是說，精神解放與覺醒的個人能完全憑自身努力尋求與達至與更高領域的合一。同時，除「民巫」與「遊巫」外，也有成為了「遊士」的舊貴族與他們的後裔，發展出不同的思想。劉歆《七略》有「諸子出於王官」之的說法，為班固《漢書‧藝文志》所採信。當然，正如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所指出，強說諸子百家的思想歸於周室的官學多有不合理之處。故亦不乏學者採用劉安名下的《淮南子》之說，認為諸子為「救世之弊」而產出不同學說。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冊2，卷2，頁184–185；劉巍：〈「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建立、影響與意義 — — 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的範式創新一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38–100；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頁135–137。
[3] 本節觀點主要參考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Karl Jaspers, Michael Bullock tran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3.
[4] 不獨上文引述的余英時，類近的觀點亦見於其他學者。章太炎（1869–1936）在《原儒》就提出：「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何以明之？……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謂其多技，故號遍施於九能，諸有術者悉亥之矣。」較為晚近的學者如李澤厚、葛兆光也指出，儒學的起源與發展與「天」的崇拜是不能分開，殷周主持宗教儀式的巫、祝、史、宗均與之有密切的關係。參王汎森：〈對《文史通義‧言公》篇的新認識〉，收入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5），頁229–256；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5–8；關心這一議題的讀者亦可以參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李澤厚：《由巫到禮，釋禮歸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5] 一些20世紀的學者認為歐洲與中國在思想對「靈性」的觀點可以「外向超越」及「內向超越」作劃分。西方哲學奠基於外在的精神實體，人們需要藉著對其的追求，才能超越限制，達至絕對的存有，是為「外向超越」。中國哲學的「內向超越」是相對於歐洲「外向超越」的概念，相信人有超越物性之我的潛能與渴望。基於這種德性，人們不須外求就能與天地相合，是為「內向超越」。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頁137–148、221–228。
